靠脚走出来的监管网

（一）一张旧地图与一个月的山路

在平台出现以前，保护漓江首先要靠人走、靠船巡。1159.4平方公里的风景名胜区横跨多个县区、乡镇和村庄，既住着居民，也承载旅游、航运、农业和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综合执法支队人手有限，面对开山采石、非法采砂、网箱养鱼、违法建设和无序经营等问题，巡查再勤，也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在场。

老地图上的一个点，常常要靠一双脚走到现场才能确认。山路远，林子密，一处违建藏在半山腰，一片果园刚从山坳里开出来，巡查人员没有到过，问题就可能长时间留在视线之外。对当时的漓江治理来说，难的不只是路远，更是线索怎么来、责任怎么分、人员怎么到。

（二）人走不到的地方，群众补上一双眼睛

哪条山路最近多了运料车，哪片林地刚被砍开，哪艘废船在河滩停了很久，村民通常最先察觉。一个电话、一张照片，或者网格员巡村时带回的一句话，都可能把执法人员引到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但群众看见问题，并不等于这条信息就能顺利进入治理流程。线索一旦牵涉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公安、检察院或法院，单个部门既拿不全信息，也调不动所有力量。更何况，电话打出去以后，是否受理、由谁办理、处理到哪一步，过去往往难以持续反馈。

（三）零散设备怎样连成一套平台

2016年前后，当地开始建设信息中心，摄像头、显示屏和基础GIS系统陆续投入使用。2021年，数字漓江5G融合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平台成为广西唯一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型基础设施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到2022年，项目投资约3.16亿元，20个子项目覆盖数据中枢、可视化指挥、全息数字沙盘、5G应用、新能源竹筏和文旅服务等领域。

围绕同一条江又出现了几套各司其职的数字系统：数字漓江5G综合平台侧重监控、执法和景区管理，水利部门建设的数字孪生漓江侧重来水预报和水库联合调度，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测网络及"漓江指数"负责生态质量监测和综合评价。它们看的是同一条江，数据口径、账号权限和业务目标却不完全相同。

河流进入一张屏：从看不见到看得清

（一）河流怎样变成数据

水质、山体、生物、游船、码头、防溺水和执法案件被叠加在同一张地图上：固定摄像头盯住重点景点、码头、村庄和航道，水质站持续记录温度、浊度和pH值，GIS底图标出保护区边界，无人机和执法记录仪把现场画面送回平台。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测网铺得更细：以阳朔双滩为主基地，猫儿山、海洋山、会仙湿地和阳朔白沙设有4个观测场，另有77个生态质量监测点、15个水环境监测点、12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和35个土壤监测点，30多台自动设备持续采集数据。

（二）谁能看，谁来办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水利、公安等成员单位按照职责获得系统账号，可以查看授权范围内的案件和共享信息。案件一旦涉嫌犯罪，行政部门可在工单中提出移送建议，线索随即转到公安机关，重大案件还会同步通知检察院和法院。

2023年4月25日，"数字漓江—智慧执法司法"工作模式正式启动，11个部门签订框架意见，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动中心。这套协同具有鲜明的高位推动特征：市委书记兼任景区党工委书记，市长兼任管委会主任，市、区两级20多个部门和沿江10个县区的管理力量被统筹到同一框架内。技术没有取代行政协调，而是把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嵌入日常流程。

（三）智能已经起步，还没有贯通

无人机可以自动巡航，动物声纹和红外影像能够回传识别，藻类监测开始使用智能识别，江面漂浮物和违规垂钓等异常也能触发预警工单。这些应用却主要分布在单项业务中，还没有贯通为覆盖发现、研判、协同、解释和社会参与的整体能力。

一条线索怎样跑完多部门流程

（一）从山坡上的铁丝网到一片复绿

（二）平台究竟快在什么地方

过去，为核查开山采石点，执法人员要在山里跑一个多月；现在，坐标、影像和远程调度可以先把范围缩小，再派人到场。2023年，漓江流域共办理刑事案件149件188人、公益诉讼案件177件，非法捕捞、非法采矿等问题持续得到治理。更重要的是，平台改变了部门之间的工作方式：谁接单、何时处理、是否办结都能被看见，政府内部由此形成了一套更紧密的协作网络。

（三）工单进了平台，消息能否回到居民？

线索进入平台后，政府部门可以看到工单流向、处置状态和结案时间，内部闭环相对清晰。线索提供者能看到什么，则取决于办理信息是否同步向外公开。刘先生过去也打过举报电话：一次塌方险情发生后，问题最终得到处置，他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后来再遇到类似问题，他便觉得举报"没什么用"。

政府后台完成了派单与销号，并不等于居民得到了反馈；居民不知道事情怎样处理，也就难以建立继续参与的信心。

同一平台，不同入口：谁能上传，谁能看见，谁能决定

（一）政府内部，也不是同一套权限

牵头部门和核心成员单位拥有较完整的业务入口，可以查看授权信息、接收工单、上传证据、参与会商、提出移送建议并追踪整改。阳朔县生态环境部门一名从事土壤污染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数字漓江和漓江指数只有大致印象；他能管理本地企业的业务信息，却难以直接调取上级掌握的深层数据，也不能随意查看其他地区的情况。数据沿业务链条向上报送较为顺畅，横向调用和向下反馈则受职责、系统和权限限制。数字权力的差异并非从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才开始，在核心平台与县区职能部门之间已经出现。

（二）群众端：有人听说过，有人找不到入口

联动平台设置了面向社会的入口，"星检漓江保护数字小卫士"小程序也可以接收生态违法线索。然而，这些入口并没有同样抵达每个人：阳朔县居民黄先生听说过平台，却不知道举报小程序；兴安县居民曾先生一直关注河流变化，也不知道平台可以提供哪些数据；大溶江居民张女士从未听说过"数字漓江"。她反问："政府有这方面的部门，为什么还要我们管？"

公众表达并不只发生在举报小程序里。《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25—2035年）》编制过程中曾两次面向社会公示——2022年12月13日至19日，2024年10月14日至11月12日——两次公示都没有收到公众意见。与之相对，规划在市级和自治区层面反复征求部门意见，单轮反馈就有数十条。零意见不能证明居民没有看法，更可能说明公示信息没有被看见、专业文本难以理解，或者公众不知道意见能否带来改变。

（三）3.27万名监督员站在什么位置

2.8万个生态保护微网格连接着3.27万名党员群众监督员；志愿者联盟吸纳了160多支队伍、5000余名志愿者；"数字漓江—人大监督"小程序为各级人大代表设置了专门入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参与依托党组织、网格、人大监督和行政动员展开。组织化参与有助于提高效率，却不能代替居民、经营者和游客以独立身份表达利益、质疑判断和协商规则。

由此形成的不是"参与"和"不参与"的简单二分，而是一条数字权能梯度：与行政体系联系越稳定、组织化程度越高，进入平台和得到回应的机会通常越多。

平台之外：一条河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一）一间咖啡屋里的两套道理

阳朔山水吸引了越来越多自驾游客，公路旁的果园也有了新生意。一些村民在地里搭起农具棚，后来摆上咖啡机、冷饮和旅拍设备。执法人员看到的是建筑用途已经改变，可能碰到风景名胜区建设和土地管理的红线；经营者看到的却是自家的地和眼前的收入。"我在自己地里面搞这个东西，又没干什么"，成了最直接的反问。

平台能迅速发现棚屋、锁定坐标、派出工单，却无法替双方回答最难的问题：保护区边界为什么这样划，村民失去的经营机会由什么来弥补。若系统只统计发现多少、拆除多少、复绿多少，这些没有谈拢的问题便不会留下记录。

（二）一个主动拦住游客的筏工

游客随手把垃圾扔进江里，筏工往往会当场制止。道理并不复杂：水清、景美，游客才愿意来，筏工的收入才有保障。没有人要求他先读懂水质指标，也不需要平台发来一张工单，保护漓江就是守住自己的饭碗。

咖啡屋和排筏放在一起看，群众参与就很难再被简单解释成"素质高"或"素质低"：当保护环境能够带来稳定收益，人们更愿意主动维护；当保护成本集中落在少数经营者身上，收益却由更大范围共享，抵触就更容易发生。

（三）同一条河，两种水质判断

漓江指数把生态质量、环境质量、生态环境友好和环境安全四个方面合成一个年度分值：2021年为85.86，2022年为86.45，2023年为86.55，2024年升至86.82，连续处于"优"等级。但普通居民最常听到的仍是"Ⅱ类水""总体优良"这样的结论。

同一句"总体稳定达到Ⅱ类水标准"，落到居民耳中，首先会被换成更直观的问题：这水能不能喝，能不能下去游泳？谢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会不会喝、愿不愿意下水；朱先生认为河水比前些年清了，却也不会直接饮用。技术系统以标准判断水质，居民则以日常接触判断这条河是否让人放心。

（四）同叫"企业"，所处的位置并不相同

参与数字治理的企业至少处在三种位置：建设和运营平台的技术企业掌握技术、资本和项目谈判能力；景区经营企业一手开发旅游产品，一手承担保护责任，漓江和遇龙河景区公司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沿岸群众分红；更多生产企业则处在监管端——桂林市一家国有金属制造企业每月或每季度向监管系统填报数据，页面以绿、黄、红三种颜色显示状态，对它而言，数字化首先是一套必须遵守的合规程序。企业被要求持续提供数据，却没有因此获得同等程度的问题定义权和规则参与权。

（五）看似沉默，原因各不相同

刘先生因举报没有回音而退出（反馈中断），唐女士不知道怎样进入平台（入口陌生），胡先生认为治理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角色认知），企业工作人员无权查看流域整体数据（权限限制）。这些处境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与行政体系联系越紧密，获得的数据、工具和反馈通常越多；越处在平台外围，看到的越少，能够影响治理的机会也越有限。

AI下一步往哪里走

机器已经开始替政府看江：无人机自动巡航，动物声纹、红外影像和藻类样本进入智能识别系统，漂浮垃圾和违规垂钓等异常能够触发预警。下一阶段的技术清单还在继续延长：遥感识别林地变化、视频识别违法建筑和游船黑烟、污染溯源以及工单智能分派。

但如果AI只沿着"识别—预警—派单—执法"一路向前，它增强的仍主要是政府的眼睛和手臂。技术越能独立发现问题，居民、经营者和游客越容易从协助治理的人变成被系统观察、分类和处置的人。

七星区居民陈先生的判断很直接："数字漓江做得还不够智能，应该加入AI功能。"但他期待的不是更复杂的模型，而是能查询、能提醒、能讲明白的服务。两条路径都需要AI，区别在于新增能力如何分配——这正是技术路线背后的一套制度选择。

二、核心概念：从能力增长差异理解非对称数字赋权

（一）数字权力的两种面向

权力既可以理解为实现目标的行动能力（power to），也可以理解为影响或控制他人的能力（power over）。数字技术同时强化这两种权力。平台使政府更有能力发现污染、调度部门和执行法律，也使政府更有能力将自然空间和社会行为转化为可监测、可分类和可干预的对象。社会主体如果只能被采集、被评价和被处置，而不能获取、解释和运用数据，就可能从治理主体转变为数据对象。

（二）非对称数字赋权的定义

这一概念包含三个限定：

（三）信息茧房是权力分化的认知后果

非对称数字赋权还会产生一种认知后果，即"治理性信息茧房"。核心部门掌握大量行政和监测数据，容易形成内部一致的治理叙事；县区专业部门只能看到部分业务信息，居民和企业则更多依据收入变化、生活成本和现场体验判断治理。各方缺少一套都能理解、核验和争辩的公共事实，认知分化因而不只是心理偏见或传播不足，而是信息生产权、解释权和验证权配置不均的结果。

三、分析框架：结构条件—赋权机制—权力分化—治理后果

技术并不必然造成权力集中，关键在于它与何种制度安排结合。数字漓江已经在部分监测环节使用AI，但局部智能识别并未自动改变数据向上汇集、接口优先服务行政任务、评价侧重处置效率的总体结构。只有公共接口、跨层级授权、协商程序和反馈机制同步建设，技术才可能在提高政府能力的同时扩大社会参与。

四、非对称数字赋权的生成机理

五、非对称数字赋权的治理影响

六、案例启示与适用边界

数字漓江并非孤立个案。河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城市治理和综合执法平台都可能出现类似结构。案例的可复制启示不是减少政府数字能力，而是在能力建设之初同步设计社会权利，使感知、数据、规则和评价不只沿行政链条流动。

上述结论需要结合制度环境来理解：生态执法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案件保密和环境安全，不可能开放全部数据；在紧急风险场景中，政府也必须保留快速决策权。因此，多元赋权不是取消行政权威或无条件公开原始数据，而是根据事项风险、履职需要和利益影响，配置可知情、可解释、可复核和可协商的权利。

现有材料能够确认多套数字系统、多个参与入口和若干权限差异确实存在，但仍不足以推断它们在全部流域居民、企业和基层部门中的分布比例；企业填报系统是否与数字漓江直接连接仍需核实；居民对河流变化的判断属于生活感受，不能替代水质监测结论。

表3 非对称数字赋权的机制—策略对应关系

参考性问题

图表清单

关键数据速查